“海上丝绸之路”这种称呼都是后人给起的，随着学者的挖掘史料才让大家都知道原来中国古代也不都是闭关锁国，原来海上贸易也很发达。既然陆上的丝路已经那么有名了，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就取个“海上丝绸之路”。
并且陆上的“丝绸之路”随着大量使用，内涵已经转变为中国和国外的贸易之路，那用“海上丝绸之路”也不影响内涵。
同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除了瓷器，还有茶叶，无论叫“瓷器航道”还是“茶叶航道”都不全面。
综合起来，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最叫得响。
现在有很多，便宜的连锁酒店，只要是那种不提供早餐的，一般都比较便宜，比如七天连锁酒店，如家连锁酒店。当然，连锁酒店的价格也跟连锁酒店所处的位置有关系，一般小的县城地级市都比较便宜，而旅游景区，大的城市相对来说就比较贵一些。
看到有些人连郑和下西洋的出发港是福州这样有大量文物佐证的问题也要造假，想想还是写点。
所有回答都没答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船。 离开船这个工具谈什么起点就没意义了。
中国的古代帆船分为三种，浙江及以北的主要是沙船，福建的称为福船，广东及以南的是广船。这三种船中最大的区别是沙船和广船是平底船，吃水浅，适合近海航行，而福建生产的福船是尖底船，吃水深，所以福船是中国帆船中最适合远洋航行的船。宋人说：“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福州人有一个从古到今一直从事的行业 --------造船。
由近海船和远洋船，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有海外贸易的港口做个分类，坐商港口（远洋能力一般，主要靠地理位置吸引外商）比如广州等。行商港口（以远航到对方国家贸易为主，某些时段也作为坐商）以福建的福州、泉州、漳州为主，宁波可能也算。
有了这个分类，问题就好解决了。
坐商型的港口最辉煌的起点当然是广州了。广州的地理位置太优越了，任何南海来的外商基本上都会选择广州作为交易港，所以广州最早的海丝文物是汉代的，福建的地理位置差，福建迄今发现最早的海丝文物是在福州发现的唐代文物。
行商型港口主要是福州和泉州，我倾向福州，泉州海丝史太短了，还是色目人主导的。
福州最早是在汉代以东冶的名字，作为南北方物资转运港记上史书的。其后福州人开船四处闯荡的记录颇多。
比如资治通鉴记载：六朝梁末，福州称为晋安郡，福州人陈宝应攻略江浙一带，当时江浙东境闹饥荒，会稽尤甚，饿死者十占七八，饥民多卖身求活。时晋安丰收，陈宝应乘机发兵，从海道攻占临安、永嘉、会稽、余姚、诸暨等地。又运去大量谷米，取回大量玉帛、人口，江浙间能驾驭舟车者也多投归闽中。陈氏由此资财大增、兵多将广，晋安的势力一时强盛。
福州造船见于史料的最早是在三国东吴时期，孙权曾在今天的福州开元寺以东，设立造船机构“典船校尉”，“谪徒造船于此” 。公元269年吴国派大军从南台（今天的福州仓山区）进攻交趾（越南河内），这证明福州南台港是吴国的海军基地和造船中心。
隋朝时，福州人已经知道琉球国（今天的日本冲绳县）在福建的东面，甚至连航程也已经明确，“琉球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
唐朝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鉴真和尚与日本人荣壑、普照到福州买船以东渡日本。
迄今福建发现的最早的海丝文物 -----波斯孔雀绿釉陶瓶
这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福建的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妻刘华墓出土的。所谓孔雀绿釉，是一种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的低温彩釉。这种釉陶器起源于古波斯地区，我国隋、唐、五代的陶瓷器中基本不见，因此，不可能是我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从古代波斯传入的波斯陶瓷。由于墓葬是五代的，所以这瓶子应该是 9世纪以前波斯产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福州。
唐朝和五代闽国时期，福州与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印度的海上贸易更加频繁。天成三年（928年），“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本人圆珍和尚随商船来到福州，在福州开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据《入唐五家传》记载，咸通六年（865年），有日本商船“自大唐福州得顺风五日四夜著值嘉岛”。
天佑三年（906年）又有“西天国僧声明三藏”来福州讲经布道。此外，当时大批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的商人也蜂拥而至福建沿海口岸（包括福州）贸易，以至有“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的说法。
有些人谈到唐朝泉州如何如何，其实说的是福州，当时的泉州改名福州，把泉州地名给了今天的泉州，今天的泉州没有任何文物可以作证唐朝的海丝历史，而福州还有一个著名文物可以佐证：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
这是唐朝皇帝表彰闽王王审知治闽功绩以及记载了开辟甘棠港的历史。
宋朝福州太守蔡襄的《荔枝谱》载：“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
天禧三年（公元1019）福州人卢煊等率一百人组团赴高丽经商，举国轰动；宋朝进士洪迈编写的《夷坚志》记载：“绍兴二十年(1150年)七月，有舟自东南飘至甘棠港（福州港），载三男子一妇人，沉檀香数千斤，自言家在南台（福州仓山区），出国十二年始归闽县”，这说明在宋朝已有不少福州人侨居海外。
南台，也就是南台岛，就是今天的福州仓山区，当时已经成为客商往来的大港。南宋大诗人陆游在福州时写了一首南台的诗。《渡浮桥至南台》写到：“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可见当时福州南台的繁荣辉煌。
南宋到元末应该算是泉州的辉煌期，但是泉州也只是海外贸易的众多港口之一，可能是最大，但并不唯一，有很大的短板。这短板就是北向日本琉球贸易。众所周知，泉州市舶司很长时间是由色目人掌控的，色目人从南海而来。只对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的航线感兴趣，对于北上日本、琉球、朝鲜没什么兴趣，所以这一时期南向贸易港口主要是泉州和广州，而北向贸易主要港口则是福州和宁波，这是日本冲绳大学学者对日本沿海出土的文物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明代，福州长期在远洋船舶制造上的优势终于受到朝廷的重视。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辛巳，命福州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州造海船五艘。”福州成为郑和下西洋海船的主要造船基地。每次下西洋前郑和都要在福州太平港停留很长时间，有时多达十个月，等待造船以及招募水手。
郑和在福州长乐留下了不少文物
天妃灵应之记碑
郑和钟
圣寿宝塔当年是俯瞰太平港的瞭望塔，也是郑和下西洋船队进入太平港的航标塔
可笑郑和有这么多文物留在福州，居然还有人硬要把郑和史迹拉到泉州去，哈哈。
明清两代福州海外贸易还有一个重要地点：琉球
福州人最早发现并经营琉球航线，明初，琉球中山王察度在朝贡时提出要求赐予一些中国人丁，以便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及来往通商，朱元璋接受察度王的邀请，赐闽中舟工三十六姓，主要是以福州人为主，称为闽人三十六姓。迁往琉球后，他们主要集聚在久米村，故日本亦称闽人三十六姓为“久米三十六姓”。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世代负责航海、造船、外交文书的编写、翻译、对华贸易等事务，因此在琉球社会中地位较高，诸如外交官等高级职位，多有三十六姓后裔担任。今天冲绳县首府那霸市，建有一座中国式园林公园称为福州园，就是为了纪念两地几百年的历史渊源。福州本地也建柔远驿供琉球人学习时居住。
柔远驿
清朝，中国整体上落伍了，福州作为通商口岸之一，有一段时间，中国40%的茶叶出口是通过福州，但是这时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已经落伍了，这条福州到伦敦的茶叶航线是由英国的帆船运营的。
福州人对东南亚也是有经营的，比如甘薯，就是福州人陈振龙从东南亚引种回福州的。
所以就行商而言，可能最繁荣的一小段时间属于泉州，元末之后，泉州港沉沦至今，福州则是历朝历代都能够有所表现，而且作为中国从古代到红朝建国前，中国最重要的远洋造船基地，参与了中国最辉煌的郑和下西洋，从帆船到轮船再到铁甲舰，福州造船史就是浓缩的中国造船史。
最后，丝绸之路电影节，这是国家主办的，轮流在西安和福州主办，这或许可以说明官方对这事情的态度吧。
海上丝路开发与先秦时间，但是发展相对陆上丝路发展较晚，主要在两宋期间，中原政权收缩，失去西域的控制，同时航海和造船的发展，以及经济中心的转移等原因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发展。明清时间由于海禁的原因，海上丝路逐渐没落。现代以来，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下，新的海上丝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同沿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相信发展会越来越好。
七绝 . 海上丝绸之路 石 川惊涛击岸雪千堆，众鸟冲宵不肯回。驾雾苍龙驰万里，丝绸之路滚春雷。
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陶瓷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于宋元时期，形成主因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
这条航线由于运输货物的不同，又有许多别称。随着阿拉伯半岛及东南亚香料的输入，这条航线又被称为“香料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福建泉州。
包括丝绸，瓷器以及其他中国特产
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一、经济影响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
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
“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透过意大利马可·波罗和阿拉伯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的笔墨，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二、文化影响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还传播着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各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中国热”。其中，瓷器和茶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俄国、法国、埃及等很多国家都崇尚收藏中国瓷器或以之为外交礼品，也曾把中国的瓷器作为身份的象征或类似黄金的代货币。
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得到发展，从阿拉伯国家仿制中国式的瓷坛，到波斯结合中国瓷器造型的波斯陶器，之后泰国、越南、埃及、荷兰、法国、德国、俄国、丹麦、英国、西班牙等国也都掌握了制瓷技术，甚至通过中国瓷器工艺与本国文化的结合，创新出许多产品。
随着这些国家崇尚中国瓷器之风的盛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崇尚中国瓷器的观念也融合到了宗教文化之中。
茶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理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9世纪日本刮起一股“弘仁茶风”，贵族间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
12世纪，日本僧人到中国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此后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最终形成独特的日本茶道。17世纪初，荷兰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茶叶输入欧洲，开始推行饮茶之风。18、19世纪，茶叶在英国开始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饮茶也成为英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历史影响
历史证明，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化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
当下，中国正在启动与东盟及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历史上曾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共荣意识、多元共生意愿，将为国家发展战略再次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具体路线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影响？
“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世界更深层次的互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极其重要的当代意义。
在新的国际形式下中国倡导建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富含军事意图与地缘政治意图的发展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构建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战略举措，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有利于搁置争议、增进共识、合作共赢，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繁荣共进的周边环境。
也是新形势下中国应对挑战、用开放倒逼改革的重要途径；还是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深远谋划，不仅有助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对促进区域繁荣、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将大大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并最终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实现互利共赢。
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也可称为[ 陶瓷之路 ]
陶瓷之路：中国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曾在给《龙泉市地名志》作的序中写道,“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岸,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青瓷,特别是龙泉青瓷开拓出来的.”
在今天世界上的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中国的青瓷,尤其是龙泉窑青瓷为自豪.在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以收藏的中国瓷器闻名于世,中国陶瓷的数量多达12000余件,其质量之精,有些国内罕见,还有些属孤品,几乎达到了组成中国陶瓷史的整个体系.这其中,许多都是龙泉青瓷.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在它的托普卡皮、莎莱博物馆收藏的1万多件中国古瓷器中,龙泉青瓷达1300件之多
